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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教济南教区光华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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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5月“生命轴线”  

2010-05-18 14:11:51|  分类: 本报信息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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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走的太快,等一等灵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Newman

印第安人有句谚语:别走的太快,等一等灵魂!
人生下来就是向着一个终点在奔跑,没有一个人不在此公式之内。
匆忙的脚步,无形的压力,加上一些欲望,让我们只知道跑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跑。
我们以为灵魂的安息处在前方,有时却在后面。
我们以为跑慢了追不上灵魂,但是恰恰我们跌倒了才遇到赶上了的灵魂。
这灵魂,不是虚无,而是那个真正的自己。
有时,我们需要留些时间面对自己。
我,为了什么奔跑,怎样去跑这一程。
既然躲不过终点的来到,那就延长终点的位置,
既然延长也不在我的掌握之内,那就努力拓宽生命的宽度。
别走的太快,等一等灵魂,有时就是对迷失自己的人最好的劝告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对你有益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大德兰

  “当时不觉得快乐,反觉得愁苦,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,结出平安的果子,就是义。”(希十二:11

  在建筑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,有一位名画家在堂顶上画圣象,快完工的时候,他很满意自己的工作,便先来欣赏一下,他在搭成的木架上向后退几步,想从较远距离看一看,那知他忘了搁板的狭小,当他的一只脚已退到板边,若再退一步,便会跌下去,正在千钧一发之际,为旁边的一位画匠发觉,他不敢招呼,惟恐一喊会使画家受惊跌下,他敏捷的拿一把画刷在那画象上乱涂,画家急忙跑前责问他的帮手,画匠答道:“我这样毁坏你的杰作,乃为救你的命,请看!你刚才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危险呀!”

有时我们做成了一件事,往往得意洋洋,自以为荣,甚至目空一切,天主知道这样有害于我祂为了拯救我们,便实施“毁坏”,我们当时不高兴,事后才体会到那是天主的爱。

 

我就是生命的粮 ——五饼二鱼神迹故事的分享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柳明 

(注:此篇为连载,全文见2010年3月“生命轴线”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中国知识分子缺什么?

 

   对知识分子来说,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:一个是独立性,一个是创造性。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缺这两个要素,骨子里被谄媚的、附庸的、懦弱的、势利的等等这些“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”。我心中的知识分子要堪称道德的楷模、民族的良心、时代的先驱,能引导公众理性探索新知,能对政府建设性地提意见提批评。

    近日看到计红梅在《科学时报》上发表的《中国知识分子的“忧与惧”》一文,我很有感慨。计红梅指出,“忧与惧”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。忧惧的第一个原因是现有生活受到了新的评聘机制的影响。近日,南京理工大学刚刚结束了对硕士生导师的首次考核,6名硕导因此下岗。该校宣称,今后硕士生导师全部需要参加学校的严格考核,合格后才能上岗。这是自去年吉林大学45名博士生导师下岗后,高校教师面临的又一轮冲击波。除高校教师外,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同样面临生存问题。2005年,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开展了“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”。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,自身的权益保障状况仅仅比个体户、工人、农民这三个群体的状况好一些。跟以往科学研究的单纯不同,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有了“创收压力”和“商业色彩”。

    诚然,现有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,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手脚,强加给他们很大的生存压力,使得他们面临着生存的问题。如果申请不到项目,科研人员连生存都成问题。在这种生存压力面前,“忧与惧”确实压倒了许多人,成为他们能以言说的的精神顽疾。但是,除了怨天尤人、无奈哀叹甚至同流合污外,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吗?

    目前中国民间研究机构还不发达,筹集科研经费的渠道还很狭窄,大多数科研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,这和美国发达的、多元的民间自主性质的科研筹款体制是无法比拟的。因此,科研人员保持经济独立地位相当困难,这是客观现实。现有高校和科研机构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决定了改革的势在必行。然而,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学术环境,破冰之路还非常漫长。在这期间,许多人为生存环境的“忧与惧”所累,不幸染上了“婴儿瘫”或“软骨病”,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创造、良知和责任,这才是最可怕,最让人难以容忍的。就算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生存问题,你们至少总比曹雪芹所处的环境要舒适安逸的多吧?至少要比现今农民、下岗工人的待遇要优越许多吧。你们在社会上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、文化人,就怎能随便怨天尤人,为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就满腹牢骚(比如某北大教授的“哭穷”),只知一味专营自己的私利(比如有人在科研项目申请中钻政策漏洞造假套取国家巨额科研经费,把学术风气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)呢?你们的骨气哪里去了?这样又如何给公众起到表率作用,又如何赢得公众的信任呢?

    对知识分子来说,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:一个是独立性,一个是创造性。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缺这两个要素,骨子里被谄媚的、附庸的、懦弱的、势利的等等这些“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”。我心中的知识分子要堪称道德的楷模、民族的良心、时代的先驱,能引导公众理性探索新知,能对政府建设性地提意见提批评。很不幸,在许多重大事件中,我们往往很难看到有点“有权有势有名气”的知识分子出来表态,倒是广大的无名小卒出来呐喊,他们虽然人微言轻,但我不禁要说这些出身草根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,才是中国探求知识的启蒙者。

    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,知识分子能够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是迎合统治者的意思,迎合“主流意识”,“学而优则仕”,不然就被认为“不识时务”,常常面临被封杀、被流放、被杀头、被株连的命运。这样的阴影就让知识分子觉得是太弱势了,太无力了。在这种高压的情势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,而更多的人是惧怕了,退缩了,噤若寒蝉、装聋作哑、委曲求全,甚至不惜自我矮化。于是,就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做了时刻准备着“御用”的驯服工具,甘心去做官本位的俘虏和帮闲。然而即便如此,中国历史也不乏具有铮铮铁骨的有志之士。投江而死的爱国诗人屈原,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,独具竹梅风骨的郑板桥,为“戊戌变法”捐躯的谭嗣同,拍案而起的闻一多,宁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的朱自清,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优秀知识分子坚挺了中国的脊梁。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浩然正气和铮铮傲骨。

    令我们感到无比困惑的是,中国的文化如此发达、如此昌盛,反而常被不发达、不昌盛的少数民族搞得束手无策?著名学者王富仁的结论是:“因为中国文化的‘肉’不少,‘血’也不少,就是没‘骨头’,过去有的那几根硬点儿的‘骨头’也叫一些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,弄软了。”他认为,五四以后,专注于中国文化“骨骼”的,几乎仍然只有鲁迅一个人。中国的文化基因里似乎天然就染有“肥胖症”、“软骨病”的病原体,至今还没有被完全克服。改造中国的文化,首先需要一批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站起来,作出富有建设性的努力。

    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的“精神贵族”、也曾经当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说过,做一个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有个人的独立价格,既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精神,敢于独立发表意见的无畏品格;另一方面,要有社会责任感,敢于独立做事,敢于承担个人的责任。可是有些人,“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,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;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,我们偏要歌功颂德;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,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!”胡适还说,一个国家要想有国格,一个社会要繁荣昌盛、文明进步,那么,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,构成这个社会的每一份子,都必须有人格。人,尤其是社会的中坚分子——知识分子,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,“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,你自然会不知足,不满于现状,敢说老实话,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,做一个‘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’的斯铎曼医生。”所以,他坚决反对“把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,人格与国格截然对立起来”的论调。扪心自问,中国的知识分子,你们符合胡适先生所说的这个标准吗?

    知识分子应该能激流勇进,秉持理性批判精神,激“自由之思想”,扬“独立之精神”,应当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尽力。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孜孜治学,不为权贵所动,敢发“不宗马列”之语,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崇高的独立人格,其浩然正气将长存在中国学界。扪心自问,中国的知识分子,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吗?

    波普尔说:“开放社会是人民自由和对权力批判的社会。”在开放社会中,最活跃的元素莫过于知识分子,因为他们担当着舆论引导和批判的角色。现代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查德·费曼在其《科学的价值》一书中宣称:“作为科学家,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承认无知,源于思想的自由,那么,这是我们的责任——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,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、讨论它,而且毫不妥协地坚持拥有这种自由——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。”扪心自问,中国的知识分子,你们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了吗?

    中国社会处在进步和发展中,这是一个希望和绝望并存的时代。中国需要有“骨头”的知识分子,需要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。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,首先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。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费希特在《论学者的使命》的著名演讲中大声质问:“那些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,怎样沦为甘愿自己败坏的奴隶,那些本来应当对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,怎样谨小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出的声音;他们在他们的研究方向上提出的问题不是这是真实的吗?这会造成善良和高尚吗?人类是否会由此获得什么好处?而是我是否会由此得到什么好处?比如,得到多少金钱,或者得到哪个亲王的赏识。”费希特的这篇演讲穿过二百多年沧桑的时空,呼唤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。由于处于特殊的环境之下,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应该是最痛苦的,受着种种难以言说的煎熬。有了疼痛,你就喊,又未尝不可呢?

    马克思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一书的最后写道:“我说了,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”【按语:当时我还是有很深的马克思情结,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佩服的饿五体投地,但是当我明白了基督论和救赎论,我才知道,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独一的救主。陷入罪恶捆绑的人怎能洗清罪孽,拯救自己呢?马克思太自夸了。】。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怎样拯救自己的灵魂呢?“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”,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,时代大变革也许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。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,给自己的骨骼里补充钙质,先治好“软骨病”,在阵痛中成长,在理想中升华,战胜自卑和绝望,重塑一个新的自我,获得一颗崭新的灵魂。这是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,也是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期待。  (刘爱新写于2006年11月02)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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